易中天的三国“移时”手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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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谓“移时”?“移时”就是在表达过程中,故意将发生于不同时代的事物扯在一起,以明显的时空错位,显示特殊的语言情趣。。

比如,在评说“空城计”时,易中天说,诸葛亮在城头上,大唱“卡拉OK”;还说,诸葛亮出山时,“二十六岁,身高一米八四”,“容貌甚伟”,是个“帅哥”。再比如,“刘备集团好比一家很有前途的民营企业,可惜缺一个能干的CEO,搞不清自己的主打产品和营销路线,因此生意做得平平淡淡,一直没有起色。诸葛亮则好比一位超一流的职业经理人,可以让企业扭亏为盈,起死回生,但自己没有公司,也不想当老板,难怪他们一拍即合”……“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,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”。再比如,说到曹操任“洛阳北部尉”时,易中天说他是“京都地区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”。

“故意将发生于不同时代的事物扯在一起,以明显的时空错位,显示特殊的语言情趣”,这并不是易中天的“专利”。在他以前,就有人运用过这种修辞手法,著名学者、杂文家柏杨先生,在他那五十六册《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》中,这种“移时”手法,俯拾皆是,令人目不暇接。比如,柏杨先生称司徒王允是“高级知识分子”,“当上了中央领导人”。说曹操是“前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大尉)曹嵩”的儿子。

某些学者收看《品三国》后,指责“移时”手法“很容易误导读者”,“把庸俗当有趣,把俗解当真知”。还说,老板与雇工“是对政治的庸俗化理解,不仅不贴切,还把历史庸俗化了”。指责易中天,把刘表之死,说成是“见上帝去了”,“也是不妥的,甚至流于粗俗、粗鄙”……

什么是修辞学?作者们为什么喜欢运用比喻、夸张、拟人以及“移时”这些修辞手法?陈望道先生在《修辞学发凡》中说过,消极修辞(指语法)是为了把文章写得字通句顺,不出病句;积极修辞(指比喻、拟人、“移时”等),则是为了把文章写得形象、生动、感人、吸引读者。

由此可见易中天的“移时”,不是庸俗,更不是粗鄙,而是通俗、生动、引人入胜。这也可能是形成易中天热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原因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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